叶芝诗12首

南社虽然是一个文学团体，但它的命名却含有鲜明的政治色彩。陈去病在《南社长沙雅集纪事》中说：“南者，对北而言，寓不向满清之意。”高旭则说：“当胡虏猖獗时，不佞与友人柳亚庐、陈去病于同盟会后，更倡设南社，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，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。陈、柳二子深知乎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，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，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，殆不得已之苦思欤。”（《无尽庵遗集序》）另一位南社重要成员宁调元也说：“钟仪操南音，不忘本也。”（《南社诗序》）柳亚子更加明白地说：“旧南社成立在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，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，它的名字叫南社，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。”（《新南社成立布告》）

南社奉行的宗旨是“研究文学，提倡气节”，即以文学为武器，以民族主义相号召，提倡革命气节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，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。事实上，以文学创作反抗清政府的专制统治，鼓吹民主革命，亦成为南社的政治目标和文学主题。

南社从它的酝酿、成立到发展、兴盛以及分化、解体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
一是酝酿和成立阶段。1903年“拒俄运动”后，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日益高涨，大批青年志士投身革命行列，或由改良主义阵营转向民主革命阵营，积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，如高旭于1903年在松江创办《觉民》，陈去病与汪笑侬等人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，还编辑《警钟日报》。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，革命思想广为传播，影响日益扩大，一批革命刊物也陆续在国内外创办，如1905年创办的《民报》、《醒狮》、《国粹学报》，1906年创办的《复报》、《汉帜》，1907年创办的《河南》、《四川》，1908年创办的《云南》、《夏声》等，不仅刊登诗文、小说，宣传反清思想，鼓吹民主革命；而且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士，为建立南社奠定了基础。1907年8月，陈去病和刘三、吴梅等十一人在上海愚园集会，发起成立神交社，成为南社的前身。柳亚子和高旭因此时身在乡下，未能参加愚园集会，但都表示支持，均有诗文纪述此事。1908年1月，陈去病、高旭和柳亚子邀集同仁在上海正式商定成立南社事宜。1909年11月13日，陈去病、柳亚子等十七人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，标志着南社的正式成立。当时尚无社长或主任的名目，会议决定出版《南社丛刻》，并推选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，高旭为诗选编辑员，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，柳亚子为书记员，朱少屏为会计员。他们实际上就是南社的领导成员。

二是发展与兴盛阶段。自1909年成立至1914年，是南社的发展与兴盛阶段，也是南社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。这个时期，社员发展到一千一百八十多人，遍布全国十六个省市，当时活跃于思想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、科技界、新闻界的著名爱国志士和社会名流，大都加入过南社。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，并在绍兴、沈阳、南京和广州设立了越社、辽社、淮南社和广南社等分社；还在杭州和北京设有南社通讯处和事务所。南社的不少社员成为民国初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骨干力量，也有不少社员成为武装战线和文化宣传战线上的中坚，还有不少社员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高尚气节、高贵品质和不朽业绩，在南社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自1914年10月正式开始，南社改变原来的领导体制，推选柳亚子为主任。

三是分化与解体阶段。1915—1923年间，一部分南社骨干在反袁斗争中捐躯，这既使南社失去了骨干力量，又使南社的革命色彩大大减弱。一部分社员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，猖獗的封建势力，看不到出路，思想日趋消沉：或狂歌痛饮，借酒浇愁；或退隐林下，埋首书斋；或削发为僧，遁入空门；亦有人变节求荣，成为御用文人。同时，南社内部也因“唐宋之争”而导致分裂。1917年，姚锡钧、胡先骕和朱玺等人极力吹捧同光体诗人陈三立和郑孝胥的诗，遭到柳亚子、吴虞等人的激烈批评。而朱玺则对柳亚子进行人身攻击，柳亚子遂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宣布驱逐朱玺和支持朱玺的成舍我出社。随后，成舍我联络蔡守等人在广州成立“南社临时通讯处”，号召社员打倒柳亚子。同年8、9月间，先后有二百多名社员在《民国日报》发表启事，声明支持柳亚子。10月，南社进行改选，柳亚子仍以多数票当选为南社主任。这次纷争，虽以柳亚子的胜利而告终，但也使柳亚子对南社感到失望而心灰意冷，曾多次提出辞职。南社自此亦每况愈下，逐渐衰落。1923年10月，北京国会选举总统，曹锟以每张选票五千大洋的价格收买议员，高旭、景定成、马小进、陈家鼎、叶夏声等十九名具有国会议员身份的南社社员受贿投票，被称为“猪仔议员”。此事件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和唾弃，也敲响了南社的丧钟。10月29日，陈去病、柳亚子、叶楚伧、邵力子、姚光等十三人发表《旧南社社友启事》，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。至此，南社走完了它的历史道路。

南社成员在文学思想上并不完全一致。大体说来，在南社的早期，社员们大都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，认为文学应该成为“鼓吹新学思潮，标榜爱国主义”的号角（《马君武诗稿自序》），应当成为“唤醒国民精神之绝妙机器”（《漱铁和尚遗诗自序》），赞成“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，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”的主张（《南社启》），呼吁“诗坛请自今日起，大建革命军之旗”（宁调元《文渠既为余决定〈朗吟诗卷〉，复惠题词，奉酬五章，即题〈纫秋兰集〉》），要求通过文学召唤“国魂”，强调文学乃“国魂之所寄”，且“入人为至深，感人为至切”，以文学为武器，“挽狂澜之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”（姚光《淮南社·序》），唤醒沉睡的民众，激发其爱国精神，为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，拯救民族危亡服务。

在宗唐还是宗宋的问题上，南社内部意见很不一致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。柳亚子和陈去病等人崇尚“唐音”，推重辛弃疾和明末陈子龙、夏完淳、顾炎武等人的作品，而排斥桐城派、常州词派和同光体以及其他一些守旧流派。柳亚子曾明确指出：“余与同人倡南社，思振唐音以斥伧楚，而尤重布衣之诗，以为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，非肉食者所敢望。”（《胡寄尘诗序》）认为他们的作品“古色斓斑真意少”（《论诗六绝句》）。后来他又强调，民国应有民国之诗，再也不能让亡国士大夫来做诗坛的领袖，排斥同光体就是要为“民国骚坛树先声”（《磨剑室拉杂话》）。而姚锡钧、胡先骕、闻宥、朱玺等人则极力推崇宋诗，并公开吹捧同光体诗人，称赞郑孝胥的诗“清神独往，一扫凡秽，零金片玉，诚可珍也”（闻宥《恓簃诗话》）。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都拥护清政府，反对民主革命，辛亥革命后又都以遗老自居。因此，宗唐与宗宋之争，不仅是文学批评标准和审美情趣的不同，而且是两派诗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。柳亚子后来曾在《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》中总结说：“从晚清末年到现在，四五十年间的诗坛，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。”

在文学上是改革还是保守，南社内部亦存在明显的分歧。周实认为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为了发挥诗歌的艺术力量，必须为“变风变雅之音”，“尤贵因时”（《无尽庵诗话序》），强调诗歌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。马君武则在《寄南社同人》一诗中宣称：“唐宋元明都不管，自成模范铸诗才。须从旧锦翻新样，勿以今魂脱古胎。”苏曼殊亦主张以但丁和拜伦为师。高旭则在《学术沿革之概论》中明确主张“无古无今，无人无我，纵横六合，惟所创造”。他们都鄙弃传统，主张学习西方文学，强调创造性，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革新。也有人极力推崇中国古代文学，主张固守国粹，而鄙视西方文学。他们认为，虽然中国的科学不如西方，但中国文学却远胜西方，拜伦和莎士比亚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李白、杜甫，因此不应“尽弃其国学而学于人”（冯平《梦罗浮馆词集序》）。高旭晚年亦认为：“新意境、新理想、新感情的诗词，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”，因此“诗文贵乎复古，此固不刊之论也”（《愿无尽庐诗话》）。

南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学社团，其文学创作各种体裁都有，而以诗歌为主。以辛亥革命为界，较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前期诗歌主题多为抨击清朝专制统治，激励爱国热情，呼唤民主，歌唱自由平等。用高旭的话说就是“鼓吹人权，排斥专制，唤起人民独立思想，增进人民种族观念”（《愿无尽庐诗话》）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。其风格悲壮豪放。后期则由于革命的曲折性、复杂性和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，诗歌转变为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反思，抒写理想破灭后的苦闷悲伤，谴责袁世凯倒行逆施、复辟帝制的丑剧，或发泄遭受挫折后颓丧伤感的情绪，风格郁愤低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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